在当代社会，旅游已成为普遍的消费和休闲方式。虽然大众旅游现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就出现了，但在学术方面，直到１９３０年才第一次出现完整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４）。随着大众旅游的开展，特别是二战后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旅游社会学研究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游客的注视》
一、理论探源
《游客的注视》一书的写作深受布尔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鲍德里亚（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德波（Ｇ．Ｄｅｂｏｒｄ）和鲍曼（Ｂａｕｍａｎ）思想的影响。作者借用布尔迪厄的“品味区隔”（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ｓｔｅ）和“文化实践”(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的概念，将旅游活动视作一种受品味影响的文化实践活动。第二章“大众旅游和海滨度假的兴衰”就从历史的角度生动地展示了旅游景点在品味的区隔活动中兴衰演变的过程。人们赋予旅游景点的品味区隔成为这些景点起落兴衰的重要动因之一。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和符号表征理论也是贯穿该书始终的理论线索。洱瑞将旅游看作一种“地位商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ｏｄｓ），人们通过旅游来表现自己的地位，这在第三章中表达得很明确。不仅如此，洱瑞还根据鲍德里亚的符号理论，认为游客看的不仅仅只是“东西”，引起他们注视的还有各种符号，这些符号以隐喻的方式起作用。这是本书的重要论点之一。
在将旅游景点看作一种“景观”（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而言，洱瑞很好地融合了德波（Ｇ．Ｄｅｂｏｒｄ）的观点。在第七章“ｓｅ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ｉｎｇ”中，作者运用景观社会的观点分析主题公园和销品茂（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将其看作通过有意糅合视觉元素而创造的一种超现实的客体。借用德波的观点，洱瑞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景观到处可见，旅游景点因而失去独特性。这在第五和第七章都有很明确的表达。
鲍曼的理论体现在最后一章“全球化注视”中。作者运用鲍曼的全球化理论和“流动的现代性”（ｌｉｑｕｉ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理论，补充并强调了注视的流动性（移动性）。洱瑞认为，在注视的日益全球化情境下，发生在具体、独特时空里的旅游越来越少。不可胜数的流动性，使得在“家”和“离开”的区别日益不明显，旅游景点遍布全球，并以各种（物理的、想象的和虚拟的）形式在全球流动；另一方面，日常活动的场所按照“旅游”的模式进行再设计，从而形成很多主题化的环境。因此，洱瑞宣称在更一般的“符号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ｉｇｎｓ）里，将会发生“旅游的终结”（第１６１页）。能够糅合这些理论来分析旅游现象，并且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足见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下面来看看作者的主要理论观点。
二、注视的建构
“游客注视是通过差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建构起来的”（第１页）。被注视的客体应该与日常薪酬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相反，两者应有显著的差异。“最低限度地，所游玩的地方必须在某些方面与日常生活情境相区别”（第１２页）。游客经验涉及由不同寻常（即超出日常）之物所引起的愉悦感受。这并不是说其他的旅游元素不会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感觉，而是游客注视的潜在客体，必须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同寻常之处。作者指出有六种途径使得“日常／超常”(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的二元对立得以产生和维持：（１）看到独一无二的客体，如白金汉宫、埃菲尔铁塔之类众所周知的地方；（２）看到独特的符号，如典型的英国村庄、德国啤酒庄园等；（３）看到以前被认为是熟悉之物的不熟悉的方面，如到博物馆参观普通人生活的展览；（４）看到在不寻常情境下社会生活的普通方面，如到一个传统村庄观看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５）在不同寻常的视觉环境中进行熟悉的活动，如在古镇老街品茗；（６）看到代表着不同寻常之物的符号，如观赏从月球带回的岩石（第１２～１３页）。总之，这些注视的客体应当不同寻常，并且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不到的独特愉悦。
作者认为，游客注视随着群体、社会以及历史阶段而异，而且，特定的游客注视依赖于与之相对照的事物，即非旅游的社会经验形式。事实上，游客注视预设了一种社会活动和符号的系统，这套系统在给特定旅游实践进行定位的时候，不是基于其内在特征，而是基于它与非旅游的社会实践的差异――毕竟，旅游就是“生活在别处”。当代旅游业的游客吸引物是由技术的、符号的、组织的话语一起“建构”起来的。洱瑞指出，正是各种话语赋予视觉注视以权威性，如教育（修学游）、健康（度假游）、群体凝聚力（员工奖励游）、愉悦和玩乐（加勒比度假游）、忆古和追思（历史遗迹、博物馆、节庆游）以及民族情感（第１４９页）。
选择一个地方作为注视对象是出于特定的期望，尤其是期望实现能够带来强烈愉悦的白日梦（ｄａｙｄｒｅａｍｉｎｇ）和幻想，而这种期望是通过电影、电视、阅读等非旅游实践建构和维持的。作者认为，游客注视指向其不同于自身日常经验的方面，经常涉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游客在巴黎看到两个人接吻，他们在注视中捕捉到的是“浪漫的巴黎”；当英国的小村庄进入眼帘，他们注视到的是“真正古老的英格兰”。人们通过照片、明信片、电影和模型之类的媒介来捕捉这种注视并将之定格。如此，注视得以被无休止地再现。
注视是通过符号建构的，而旅游涉及到符号的收集。收集符号的常见方式是摄影。游客往往觉得不应当错过任何将特殊风景占为己有（也即摄入相机）的机会，“摄影型塑旅游”（第１２８页），摄影决定了游客的行止。事实上，许多旅游演变成了寻找合适拍照点的活动。旅行是积累照片的途径，因此也是个人记忆特别是家庭记忆商品化和私人化的途径。
三、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游客注视
旅游是追求品味区隔的社会文化实践，品味决定了注视什么（注视客体）以及与谁一起注视（注视的主体）。大众旅游开展以前，参与旅游是个人获得精英地位的标志；之后，社会地位的区分取决于出游的形式和目的地。随着旅游的产业化和平民化，品味区隔系统进入旅游目的地，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拥有不同的品味，被游客注视的程度也不同，那些普通大众都能去的地方被认为是没有品味的低俗之处（第１６页）。作者通过考察英国的海滨度假区的兴衰轨迹，指出海滨度假地一般都是由上层阶级首先发现，并服务于他们。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开始涌进来，度假区开始变得日益大众化和平民化。于是富有的上层游客认为这种度假区已经与自己的品味和身份不符，就会选择离开，去寻找更好的设施、社会情调和旅游注视（第２３页）。于是在这种上层“求异于人”和大众“求同于人”的运动中凸显出旅游地的兴衰轨迹。
洱瑞认为，随着后现代性的降临，游客注视开始出现新的态势。由于旅游总是与景观（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连在一起，本来就带有后现代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愉悦大众，反精英主义，也反对艺术与生活的分离的（第７８页）。一般来说，旅游都须离开自己住处。但是，在后现代／当代社会里，景观和展示到处可见，后旅游者（ｐｏｓｔ－ｔｏｕｒｉｓｔ）通过电视、影像、网络就可以进行注视、比较。就是说，人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旅游者。
注视对于被注视的客体以及人（主要是旅游服务的员工）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空间的限定，旅游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空间上接近（第６０页），这一特征决定了旅游服务的员工很多时候都必须在游客的注视下工作。因此，旅游者和从事旅游服务的人之间，良好的互动氛围也是服务产品的一部分。但是频繁互动的工作往往导致员工的情感压抑，以及员工和顾客间的紧张甚至冲突（第６１页）。注视需求与旅游产业（即旅游产品的供给）间有诸多不协调，因为前者由文化品味决定，而后者却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尽管如此，注视还是深刻地影响着旅游产品的供给。比如，社会的急剧变化诱发人们怀旧，仿佛注视历史成为一种时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许多历史遗迹和古老建筑被重新发现和博物馆数量的激增。与之相应的一个极端是人们对于超历史、超现实事物的兴趣，主题公园和销品茂常常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第１３２页），而成为游客注视的客体。
四、“注视”之外
洱瑞对于游客注视的注视，确实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使我们能够以比较自觉的目光重新观察熟视无睹的旅游现象。但不能说旅游现象的本质由此就一目了然。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一）关注旅游的视觉性有失片面
洱瑞认为，视觉在众多的感觉器官中具有优先性。但笔者认为，以注视来概括游客与旅游地的关系固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有以偏概全之嫌。游客很多时候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以注视与景物发生关系的。他们可能主要通过味觉、身体乃至所有的感觉器官与旅游地发生关系。
旅游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饮食。人们出游，是想离开自己的空间，离开自己朝九晚五、熟悉得让人厌烦的日常生活，而品尝旅游地美食是促使人们出门旅游的动机之一。当人们（旅游者中肯定会有这样一部分人）怀着这样的动机去旅游时，他们与旅游地的关系应该说是通过味觉建立的。
虽然作者在第二版中指出，对大多数旅游来说，身在别处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旅游休闲是一种对于外界强加于自己的关系的反抗。但这并未有效弥补作者对身体感知论述的缺失。海滨度假旅游的游客有可能不是通过注视，而是戴上墨镜（甚至闭上眼睛），通过身体的触觉来感知和享受海风的轻拂和沙滩的温热。人们在海滨抛弃日常生活中让人生厌的一切，放纵自己的身体。在温泉度假区，游客就是想让自己浸泡在温泉中，彻底放松、保健疗养。很多时候，离开日常生活工作环境，让身体得到解放才是旅游的动因。身体在这些旅游中居于首位，眼睛的注视变得次要。
现代人为了逃避刺激、喧嚣、争斗而选择旅游，那么他们向往的就是清新的空气、恬静的环境和远离尘嚣的超脱感。只要一地能给人这样的感受，不管其景物多么被人熟知，也会吸引众多的游客。人们需要动员各种感觉器官――而不是或不只是视觉――来获得身心的解脱，或者说，人们需要降低所有的感觉器官的活动来获得身心的宁静、安适。在这种情况下，注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
（二）以注视来研究旅游未抓住旅游的独特性和发生机制
作者避开了波尔斯丁（Ｂｏｏｒｓｔｉｎ，１９６４）的“旅游是伪事件”（ｐｓｅｕｄｏ－ｅｖｅｎｔ）与麦克莱尔（Ｍ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１９７３）的“旅游是对于本真性（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的求索”两者之间的争论。通过差异性这个视角来研究旅游，可谓独到。虽然作者避免谈旅游的动机，但他所强调的寻求与日常生活的差异性就是动机。作者视野里的游客似乎患有“差异饥渴”的症状，迫切需要旅游来弥补日常生活中缺失的差异性。但什么是日常生活？它的时间／空间界限是什么？差异性只有通过旅游才能获得吗？如果其他实践也可以提供差异性，那么，通过差异性的注视来考察旅游就没有抓住旅游的独特之处。
虽然作者没有给出旅游的社会发生机制，但对此仍然关注，只是在一开始关注的时候就出了疏漏。他说：“旅游产生于日常或普通与超常的二元划分”（第１２页）。这句话没有解释旅游产生的原因，日常与超常两个概念太抽象，没有多少解释力。笔者认为，超常事物是旅游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有超常事物并不一定吸引人们去旅游。学界一般认为，旅游的产生是由于现代性的推力――人们对现代性阴暗面的反应和抵抗；以及现代性的拉力――现代旅游工业对人的欲望和需求加以操纵、诱惑或控制（Ｂｒｉｔｔｏｎ，１９９１）所致。或者如王宁所说的，旅游是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产物（王宁：《“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没有现代性的推拉力量（给人们的好恶交织感），再多的超常性也难以激发人们去旅游。
通过注视来研究旅游，其所昭示的方面与其所遮蔽的方面同样多。
